本案中的赔偿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

[案情]

2006年10月23日17时50分，原告刘某驾驶重型平板车，沿苏325线由西向东行驶，与由北向南跑过道路的杨某(两被告的女儿)发生碰撞，造成杨某受伤。2006年11月2日凌晨，杨某抢救无效死亡，杨某医疗费数额为13155.3元。2006年11月9日，原告刘某与杨某父母在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自愿达成赔偿协议，主要内容为：刘某赔偿杨某父母医药费13155.3元，以及丧葬费10000元、死亡赔偿金95000元，事故一次性了结，双方签字后生效。2006年11月14日，交警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，认定：刘某与杨某负此事故同等责任。至2006年11月27日，原告将赔偿款全部支付给杨某父母。2007年1月15日，原告将杨某父母诉讼至法院，认为赔偿协议构成重大误解，要求撤销该协议。一审法院认为，原告刘某在交警队尚未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，与被告方签订赔偿协议，应当知道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对自己有利，但仍然自愿签订对自己不利的赔偿协议，故原告刘某订立协议的行为，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，应受法律保护。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不予认定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判决后，原告不服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。

[争议]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原、被告双方是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，协议内容基本上是按全部责任签订的，原告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在意志是不相一致的，应当构成重大误解，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应予撤销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原告刘某在交警队尚未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情况下，与被告方签订赔偿协议，应当知道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对自己有利，但仍然自愿签订对自己不利的赔偿协议，故原告刘某订立协议的行为，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，应受法律保护。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，不符合法律规定，不予认定。

[评析]

本案赔偿协议是构成重大误解，还是双方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，是处理该案的关键。

“误解”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并未出现，而是以“错误”的字样规定民事行为中的误解。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109条规定：“因错误而为承诺者，或者因胁迫不得已而为承诺或受诈欺而为承诺者，非有效之承诺。”德国民法典对“错误”规定了四种情形：（1）表示错误：（2）内容错误：（3）传达错误：（4）性质错误。英国合同法对“误解”并未规定，而是对“错误”进行了规定。

那么如何理解“误解”一词呢？

我国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，在传统民法中，对错误与误解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。《民法通则》第59条规定：“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，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。”该法条对“行为人”是表意人还是相对人没有做出区别，从而对重大误解的主体也未做出明确的规定。所谓的“误解”，是针对表意人的相对人而言的，它是在受领表意人所为意思表示时产生的错误认识，相对人的外部表示是符合内心意思的，只是其内心意思本身因发生误解而与真实情况不符，从而使内心真实意思发生了缺陷。

在审判实践中，法官对如何认定“重大误解”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，对此，最高人民法院《意见》第71条规定：“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，对方当事人、标的物的品种、质量、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，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，并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。”该法条指出了重大误解的三个标准：（1）因错误认识，行为人的行为与意思相悖。（2）因重大误解造成的损失，必须是较大损失。（3）行为人必须是对行为的性质、对方当事人、标的物的品种、质量、规格、数量等的错误认识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民事主体在实施民事行为时，可能对各种客观事实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，并不是所有行为人产生误解的行为，法律都要赋予行为人变更或撤销权，为其提供救济，否则不利于合同的遵守，不利于对交易安全的维护。而意思自治原则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，在赋予当事人撤销权的同时，也应当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。当事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就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行为，没有意思表示就没有法律行为。如果行为人已经知道自己对相关事务的判断可能出现错误，仍然要坚持实施某一行为，这充分说明行为人对自己利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高度注意，根据意思自治原则，其自愿接受不利的利益变动结果，法律没有必要再赋予其撤销权。

本案刘某作为驾驶员，在交警部门尚未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，明知责任认定书可能对其有利，仍然与被告方签订对已不利的赔偿协议。尽管刘某主观上不愿意赔偿全额费用，但该行为的意思表示并不能构成重大误解，而是民事主体自治原则的具体表现，法律不应再赋予刘某撤销权。

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。